来源:人民日报
“回家了，终于回家了！”1956年6月，当陆元九带着妻儿终于站在阔别多年的祖国大地上时，他的心中无比畅快。
上世纪40年代，陆元九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49年，他成功获得博士学位，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的是，“自己是中国人，回去给中国人做点事情”。
几十年来，陆元九对党忠诚、奋发图强，潜心研究、矢志奉献。他参与筹建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首次提出“回收卫星”概念，创造性运用自动控制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论述，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这位101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曾经说过：“祖国永远是我的挚爱。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再苦再累都是快乐的。”
毅然选择回国效力
陆元九1920年1月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他在战乱中辗转求学，目睹了日寇的野蛮侵略，也切身感受到国力羸弱、民不聊生，爱国的种子在他心里萌芽。
1937年，已从南京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向陆元九发来了开学通知书。炮火中，他和同学们只能在山顶上搭建的简陋平房里上课，有时为了躲避轰炸，不得不跑到防空洞中学习。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中国本土第一批航空技术大学生，陆元九不仅系统学习了航空工程系的必修课，还自学了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设计等课程，为日后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助教。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他又考取公费留学生，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抱着“既然来留学，一定要学新东西”的态度，他毅然选择了仪器学专业，师从有着“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之称的德雷珀教授，研究当时很少有人听过的“惯性导航”。读这个专业，不仅要学习大量新课程，论文完成前还需考试，不少外国学生望而却步。但是这难不倒踏实勤奋的陆元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是这个专业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博士生。
1949年，他博士毕业，即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但对陆元九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激动的大事：新中国在这一年诞生了！到了为祖国贡献本领的时候了！
1955年，陆元九怀揣着拳拳报国赤子心，办好了回国手续，于1956年回到祖国。“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毕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国家和民族。”陆元九坚定地说。
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回国之初，时值中科院筹建自动化研究所，陆元九由于研究专长被分配到该所，先后担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和副所长，参加研究所筹建和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
1958年，陆元九积极响应“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并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也在陆元九和同事们的手中组装出来了。
1964年，陆元九的著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本书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1965年，他领导组建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在此之后，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下诞生。
熟悉陆元九的人都知道，他“个性倔，本质特征就是要求严”。工作中，他反复叮嘱大家：“如果不把技术问题吃透，是要吃亏的。如果技术问题搞不清楚，腰杆子就不硬。”“上天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
把学习作为一辈子的事情
1978年，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陆元九重回科研一线。在担任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所长期间，他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陆元九还一直坚持贯彻“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一代”的精神。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承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1982年12月，陆元九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把创新当作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是陆元九科研生涯的真实写照。即使离开科研一线，只要基层研究人员抱着材料敲开他家门，陆元九依然热心帮助解决技术问题，还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他认为，在航天这样一个尖端科技领域，“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进行研发工作，需要不断深入，所以科技人员要不断前进、不断学习、不断创新。”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更是陆元九的夙愿。身边的人常说：“他注重培养人才，在航天专家里出了名。”陆元九本人也常说：“人才的科学作风是我们中国航天面临的较为重要的问题，是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迈向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基石，我们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他的努力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成为风尚。
今年“七一”前夕，陆元九以101岁的高龄，成为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最年长获得者。这是对他一生心系祖国、科技报国崇高精神的最大肯定。而那颗穿越百年的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